LOVE─倫敦國家藝廊巡迴展

如果要說「愛」是藝術史上激發出最多創作靈感的主題，或許還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要描繪一再重複運用的「愛」如今對視覺藝術家而言無疑是種高難度的挑戰。這個難以定義的簡單概念，自古至今不斷衍生出千奇百態的視覺表現作品。

倫敦國家藝廊的巡迴展《LOVE》所嘗試達到的便是一個看似不可能的目標，企圖用龐大的作品羅列方式拼湊出「愛」的各種面向。國家藝廊憑藉著自身足以為傲的豐富館藏，加上其他合作展覽館的菁華提供，策展人得以自「古典」至「現代」的知名藏品中挑選出以愛為主題的對應作品，展出範圍橫跨文藝復興直至當代，呈現出一座名符其實的古今對話空間。

由於沒有一種單一的形象可以完整地表達「愛」的廣泛思維，因此顯然無法藉由某種共通本質或單一定義表達出主題的複雜度，而是必須通過各種層面的作品集合，如此共同指涉一個趨近「愛」的相似概念。「博物館」的意義在這種類型的展覽中顯得格外必要。雖然展覽擁有表面上的共同主題，但實際上這些陳列在一處的作品展現的並不是某種顯而易見的共同性，而是更為廣泛的家族相似性。博物館的存在於是證明了文字所無法類比的功能，空間並置在此發揮了絕對優勢；視覺藝術不僅能夠達成線性的對話，更能產生共時的概念集結。

展場入口懸掛的是崔西‧艾明（Tracey Emin）的《那些為愛受苦的（我沒事了）》（Those who Suffer Love (Im OK now)，2001-5），開宗明義點出「表達愛」這項行動本身的困難度。崔西的作品由兩部份元素組成：一首以鉛筆手寫的純文字詩作，以及一件結合刺繡與單板印刷的圖文織料。兩件看似各不相干的元素各自都承載著一封「情書」，雖然使用的中介分別是本質截然不同的文字與版畫，而此處媒材本身所表達的意義實際上更大過字面內容。兩件元素表面上企圖藉由類似的愛之訊息互相「對話」，但兩者仍是彼此相隔的兩組框架，兩者之間亦存在著單純與複雜的對立本質。崔西‧艾明的作品表達出溝通的困難度，無論是企圖溝通愛的情侶，或是在創作與接收之間嘗試溝通的藝術家與觀者皆然。

若說「愛」的無法定義是公認的事實，那麼文學兼神學家魯益師（C. S. Lewis）在其膾炙人口的思想名著《四種愛》裡為「愛」所區分的四種基本類型：親情、友情、愛情、聖愛，或許是最趨近於完整的集合定義。魯益師的歸類方式常被譽為是目前達成的最大概念相似性，同時也為國家藝廊展場龐雜的並置脈絡提供了較清楚可循的線索。

無所求的「親愛之情」（affection）是最自然、最無私的愛，父母對兒女的愛尤其典型。宗教畫中的聖母像之所以特別廣受歡迎，主要還是因為聖母所代表的「母愛」是平民百姓最易理解的愛之類型。有聖母畫家之稱的拉斐爾作品《石竹花的聖母》（The Madonna of the Pinks，約1506-07）與其是具有虔敬畫的祈禱默想意義，不如是畫中自然的母子互動使這幅作品顯得突出。不過，即使是這種親情的細膩描寫，畫家同時也謹記畫中的宗教本質，降世為人的基督顯得比一般嬰孩早熟獨立，並不需要母親的支持。畫中暗示著另一種愛的類型「聖愛」，一如畫題中的「石竹」（或作康乃馨）一方面可指神聖的愛，另一方面亦是歌頌婚姻與友情的世俗之愛。

無庸置疑，親情之愛並不會隨著時空轉移而消失，曾獲2003年透納獎（Turner Prize）的格瑞森．派瑞（Grayson Perry）所創作的陶瓷雕塑《上帝請保守我的孩子》（God please keep my children safe，2005）便同樣傳達父母對孩子的殷殷關注。小兔子身上重複書寫的是一名父親祈求孩子平安的禱文，而雕塑本身的嬌小尺寸與易碎的陶瓷媒材，同時也象徵著兒童面對險惡世界時的脆弱無助。

不同於親情，友情（friendship）是種非出於自然本性的愛，這也正是友情的可貴之處。魯益師特別指出，友情是種一同前進的、「肩並肩」的愛，而愛情則是種彼此吸引的、「面對面」的愛。因此在文藝復興畫家巴薩諾（Jacopo Bassano）的《好撒馬利亞人》（The Good Samaritan，約1550-70）裡，善良的撒馬利亞人慷慨救助了路上遇劫的猶太人，兩人一前一後扶持的姿態於是見證了這種並肩前進的友誼之情。

然而，這種奠基於友誼的兄弟之情（brotherhood）亦有轉變為第三種「愛情」的可能。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的《我倆男孩相依繫》（We Two Boys Together Clinging，1961）中兩名面對面的相擁形體證明了這點。霍克尼的畫題借用自美國十九世紀作家惠特曼的詩作，詩中描寫無法分割的同性夥伴情誼。惠特曼本人的雙性戀傾向本身便已強化了詩中的曖昧敘述，而霍克尼於六Ｏ年代以同名標題將詩作形象化的視覺創作，則呼應著同時代爭取平等權利的性別運動。畫中男孩的臉孔與肢體刻意被移除了任何的個人特徵，強調著同性情感的普遍性。

無論同性或異性，「愛情」（eros）本質上是種源於性慾的愛，也是最容易引起嫉妒等強大殺傷力的愛。前拉斐爾派畫家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在《亞斯塔蒂》（Astarte Syriaca，1877）裡便以古代的中東愛神亞斯塔蒂為主角，比起希臘神話的愛神維納斯，亞斯塔蒂更為邪惡、力量也更為強大。她擁有掌管自然的能力，因此畫家在畫面上方以平面化的太陽與月亮形狀構成背景圖案，女神頭部正上方並安置著其專屬的八角星標識。她一手指向自己的胸部，一手玩弄著股間的飾帶，若有似無地暗示著其所掌管愛慾的力量。畫中女神的模特兒不是別人，正是羅塞蒂多年的繆斯兼情婦珍‧莫里斯，同時也是羅塞蒂好友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妻子。對珍‧莫里斯的愛情所帶來的折磨，不啻呼應著愛神亞斯塔蒂令人同時狂喜又痛苦的訊息。

但不可否認地，愛情儘管令人憔悴銷魂，但它也擁有美化生命的不可思議力量。英國雕塑家馬克‧昆恩（Marc Quinn）以其令人詫異的大理石雕刻《吻》（Kiss，2001）質疑著社會對所謂「愛」或「美」的既定觀點。藝術家的兩名朋友是這座雕塑的模特兒，其中，男方的臂膀萎縮、女方則是沒有右臂。昆恩以仿效古典希臘雕刻的純白大理石，展現出不全肢體中的完全之愛，可以是更加地純淨美麗。

這種超越世俗眼光的愛，經常體現在對「聖愛」（caritas）或「上帝之愛」的描繪。由於教堂長久以來始終扮演著西方繪畫的主要贊助者，宗教所欲傳達的訊息因此得以在其中充分發揮。而十七世紀畫家牟里羅（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則是以另一種較為親切的方式敘述上帝的愛。《嬰孩施洗約翰與羔羊》（The Infant Saint John with the Lamb，1660-5）將施洗約翰呈現為懷抱小羊的孩童形象，象徵著聖經中稱為「神的羔羊」的基督。畫面中非自然的光亮、右下角的經卷，皆暗示著基督與施洗約翰基於對世人的愛，因此將面對之後的苦難，為世界帶來光明。

然而，現代社會已逐漸停止回應這種上帝之愛，宗教畫題材已成為博物館中的歷史文物；取而代之的，是資本社會的物慾文明。印裔雙胞胎藝術家辛格姐妹（Rabindra Singh與Amrit Singh）的一組對作表現出新的消費神祈，Rabindra的作品《雨下在我心》（Raining in My Heart (Longing)，2003）呈現的是一名男子無可救藥地渴望著心中的女神瑪麗蓮‧夢露，狹小的屋內彷彿是獻給這位電影明星的神龕；Amrit的《和我的愛人出門》（Steppin’ out with My Baby，2003）則呈現一名準備和愛人赴約而梳妝的女子，掛在牆上膜拜的是性感女星瑪丹娜的海報。雙胞胎藝術家均採用美國流行歌曲曲名作為畫題，並用印度纖細畫的華麗色彩與裝飾風格，表達出一套新的印度神話。對聖愛的回應如今已轉變為戀物及對流行偶像的愛。

穿越過不同的愛之類型、愛之苦痛、愛之狂喜，《LOVE》展場最後於另一間獨立展場中，以藝術家兼音樂家小野洋子的互動概念作品作為展覽總結。《秘密作品III》（Secret Piece III）邀請觀者一同參與「愛」的表達。觀者可以在便利貼上畫出自己「愛的對象」的形象，或是寫下自己想表達的愛之宣言，然後張貼在展場牆上的四面白板上。當各色的便利貼逐漸佈滿、覆蓋了白板，「愛」的集合意義也就愈發廣大，因此便達成愈發完整的概念相似性。此外，當代展場不再只是藝術家的內心獨白，而是必須倚賴觀者的回應而達成概念的完整；正如「愛」本身需要不斷相互溝通的挑戰，整件互動作品本身也提供了對愛的另一種定義。

[原載於典藏今藝術雜誌2008年十一月號]